《中宏网十九大“宏”观察》之二:以中国智慧创新未来

来源:中宏网时间:2017-10-18 13:34:18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中美关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的关键一环。值此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刊发中宏网记者撰写的著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的访谈文章,其观点和思考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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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傅高义,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著名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撰有《邓小平时代》、《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

【宏观察】傅高义:以大国气度与开放襟怀创新未来

  中宏网北京10月18日电(记者 王镜榕) 和其他汉学家不同,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的汉语口语也不错,尽管年届高龄,他依旧坚持每天学习汉语3个小时,这使得他拥有了和中国人直接交流的有利条件,也使他较之其他汉学家拥有了更加敏感的新闻触觉,以及对中国正在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态保护等诸多领域的重要议题的密切关注与深入思考。而他作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的特殊身份,特别是作为上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见证者和推动者,又给他的关注和思考以特殊的学术背景与历史厚度。

  2000年,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后感到自己时间充裕起来,可以集中精力做一点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事情。他首先想到的是邓小平。在他看来,21世纪美国人应该多了解什么国家?第一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年、二十年后还有望超越美国。“21世纪做什么事都离不开中美合作,而前提是互相了解。”傅高义说,“我个人可以做什么?我认为美国人为了了解现在的中国,最重要的基础应该是了解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是怎么回事,因为它改变了很多事情,应该理解中国是怎么改变的。”

  正是这份初心,使他今日拥有了一个新的特殊头衔——《邓小平时代》作者。

  在他看来,“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可以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于是,退休后的傅高义开始了他新的研究计划,他为此项计划花费了十余载春秋,终于将这本被舆论评论为海外研究邓小平的“纪念碑”式的著作——《邓小平时代》奉献给世界。作为一名半个世纪结缘东亚、研究中国的资深专家,傅高义和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而这份感情,体现在这部创作里面,就是他对中国日益强大以及更好担负她对于世界的使命的由衷期盼和祝福。这份特殊感情,也反应在他和中国学者、官员、普通百姓以及各界人士交流过程中的一种聆听的姿态。而他也从不隐瞒自己尖锐的观点,就如同他从不讳言对于中国特殊的感情那样。

  中美关系的大格局不会改变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给中美内政外交以及两国关系都带来一系列新变数与新挑战,如何管控分歧、扩大共识,全面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让两国人民获得更多实惠,推动中美关系更好向前发展备受关注。

  与36年前中美建交时相比,傅高义不否认今天中美两国面临的挑战依然不小,尤其是特朗普当选给这种大国关系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但他强调战略互信始终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在他看来,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建立了“能干、聪明和善于执政”的声誉。他建议中美两国要加强各层级全方位的交流,中方尤应重视与手握大权的美国国会的接触,美方也应鼓励议员们多了解中国的实情。

  作为中美邦交关系正常化的早期参与者和推动者,傅高义的名字就是他1973年第一次来中国大陆访问时,和当时广东省人民政府安排的一位青年联络员所商定的。1969年,傅高义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已故,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孔荣杰(JAROME COHEN,现纽约大学美亚法律研究所联合主任)联名写信给基辛格博士,建议尼克松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关系。

  1970年傅高义受邀前往白宫,出席由基辛格博士主持的以中美关系为主题的八人研讨会。1971年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共同重新打开了中美交往大门。傅高义说,从哪个时候开始,中美的关系就进入了历史新阶段,对话、接触、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

  傅高义表示,美国人非常重视高层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习近平主席早年访美时与艾奥瓦州民众建立了深厚友谊,这是联系他与美国普通民众之间的特殊纽带,这对美国民众而言将非常有意义。

  同时,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应该以“公开坦率”的态度面对美国社会的关切问题。如长期以来美国商界一直是积极倡导美中交往的重要力量,但近年来美企对在华投资环境有恶化的担忧。对此,中美之间应“直率地探讨和解决焦点问题”。

  对有舆论认为美中之间因为战略误判有可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傅高义并不认同,他认为,从前总统尼克松访华至今,美国一直实行接触中国的政策,他说,“我至今仍然认为当时向尼克松政府提出的建议是对的。”在他看来,虽然美国国内确实有对华无好感的声音,但主流意见一直是对华合作。

  傅高义认为,交流与合作将使美中有望避免走入修昔底德陷阱。他说,我们处在全球关联的时代,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系都更加紧密了。美中和其他国家面临很多共同挑战,比如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保护、网络安全等,还有全球经济领域的复杂情况,都离不开中美合作以推动完善全球规则体系。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中国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许未来中国会超越美国,人类要想避免战争与冲突,实现和平、安宁与繁荣,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不合作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对中国改革的延续性和逻辑性高度关注。他说,我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展现了不同以往的外交思路和风格,他正在开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时代。我相信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彰显与邓小平时代的一些不同之时,也会保持历史延续性。傅高义认为,习近平主席同样对外部世界有着深刻的了解,也富有与外界打交道的经验。在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与部分大国和邻国关系中的复杂因素增多了,但我认为中国对外政策“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有改变。而美国对华政策“对话、接触、合作”的主流思维没有改变,中美关系的大格局不会改变。

  邓小平的改革智慧

  在傅高义看来,较之同时代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拥有更为广阔的国际化视野,而这些都构成他日后确立改革开放国家战略的宝贵精神资源。

  他说,邓小平曾有五年留法、一年留苏的经历,长期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处理涉外事务,并创下多个第一,比如,他是第一位代表新中国登上联合国讲台发言的中国领导人;1949年之后第一位选择欧洲作为国事访问第一站的人也是邓小平。

  对国际环境的深刻了解,使邓小平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因此,复出后的他急切地寻求从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技能。上世纪80年代初,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邓小平希望世行给予中国更多援助。这次会谈后的第二年,世界银行批准了对华贷款的第一个项目,提供贷款2亿美元,支持中国25所大学的设备更新,和资助中国教师、学生赴国外深造。

  改革初期,当中国把成千上万的学生送出去留学,并不担心他们毕业后不回国。对此,邓小平看得开,想得远。他说,即使一些人暂时不回国,长期来看,他们在海外也可能对中国有帮助。傅高义说,邓小平开创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历史影响。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也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国工作。他们不但带回中国新知识和新技能,也带回了新的视角和思想。他说,最近几年有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创建了自己的非政府机构(NGOs),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的新进展。

  傅高义说,今天的中国尽管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依旧要保持向世界学习的态度,比如生态环境、组织管理以及高科技创新等,但是,很多事情也得结合自身实际试验。他说,“我认为邓小平的一个好处就是到处去学习外国经验,同时也在中国各个地方搞试验,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邓小平深信有组织、有纪律的计划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帮助。同时,他强调“实事求是”,在基层允许相当大的灵活性。“中国地广人多、差异巨大,这为各种试验提供了很大空间。”傅高义说,邓小平善于把近期的政策放在长期的目标和框架下思考设计。试点、试验、循序渐进是他达成长期目标的短期策略。

  “从某种意义讲,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进程,就是这种长期目标与短期策略的成功结合与有效实践。”作为美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东亚研究专家。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对日本经济取得世界性成功的研究与专著《日本第一》,还是日后对韩国、香港、新加坡以及台湾等亚洲四小龙成功崛起的研究与专著《亚洲四小龙》,都奠定了他东亚研究的重要学术地位。

  如何解读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傅高义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不赞同有学者将此问题解释为“权威模式”(an authoritarian model)与“自由发展模式”(a free-way to development)之间的选择。在他看来,中国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因此,中国的情况也更复杂,用这样一种简单的说法进行概括并不适宜。傅高义说,我更愿意用“东亚模式”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日本、韩国和台湾基本都是用同一个模式实现经济起飞的。他们都悉心研究外面的世界和海外市场,加强国民教育,寻求外部资金技术和帮助。所不同的是:这些国家都很小;中国比他们大多了,人口和地区差异都很大。

  傅高义说,邓小平时代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与大国发展关系,搁置同周边小国的争议,以保证集中精力促进国内发展。我认为他的这个思路对于当前的中国仍有实际意义。将来的时代要合作,要创新思路、新办法,加强和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合作。他说,美国对亚投行的反应是错误的。美国应该问中国是不是按照世界秩序和法律来做的,如果是,我可以参加。作为一个学者,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认为美国人会慢慢接受亚投行。再比如“一带一路”,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世界对此有各种疑问,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解释还不够充分,应该更详尽,更系统一些。

  文化重塑与可持续发展

  傅高义说,中国的情况比以前更加复杂。国家经济发展很快,很多人很高兴,但是这个情况是不会继续下去的。从高速发展到低速发展,还有环境问题、腐败问题、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可能比以前更复杂了。另外,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更复杂了。

  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傅高义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应该很大胆地继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认为中国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走这条路。”傅高义说,对于我们这些研究文化很多年的人来说,我们确信文化和人们的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也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虽然这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当人们非常贫穷,食不果腹,人们会有一种行为表现,会急功近利,会“向钱看”。但当人们生活得比较舒适,基本必需品已经满足,他们还想要什么呢?虽然有些人更贪婪,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欲望就有可能减少,人们可能会更看重社会正义等价值。对中国正在推行的腐败治理行动,傅高义认为,是应该想办法控制一下。他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政府建立了反腐委员会,比较有效,这个经验值得研究和学习。

  谈到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傅高义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不会继续下去,中国的挑战是如何能在经济放缓之前,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建立包括覆盖穷人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系统,以及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权利。

  他说,日本和韩国经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也曾如此。“我认为现在应该考虑如何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消费以及更好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使国营企业更加市场化。中国经济增速可以适度放缓,尽管不可能像以往那样达到年增速10%,但是5%、6%,应该能做到。”

  傅高义认为,对中国来说比较合适的作法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是涉及土地的很多过程要合法,比方买卖土地、价值评估等这些用客观标准来决定。他说,关于户籍,邓小平也说过,小规模的农业不会继续下去,要走机械化、高科技的道路。在农业问题上,中国的包产到户增加了农业生产,毫无疑问是很成功的,但是现在也出现很多新问题仍需深入研究。他说,当前,欧美、日本的政府赤字问题也很严重。中国政府要深化地方税制改革,在土地买卖、房地产发展方面健全法治,中央也要加强对地方土地财政的监管。

  傅高义说,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赶得上发达国家。他们应该更加开放的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他说,中国要解决好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现在中国非常有钱的人热衷于高消费,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应该将这种消费能力置换给穷人,如果让广大农村人口都能增加生产、提高收入,自然而然能够提升全国的消费水平。


责任编辑:王镜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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