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峰:挺进海洋强国的根基与突破口

来源:中宏网时间:2017-10-09 17:53:57

  中宏网北京10月9日电(记者 王镜榕) “一时的技术追赶可能容易,但是保持持续的技术领先和创新需要强大的推动力,其中推动力之一就是全球性海洋基础科学问题的提出,以科学问题的需求驱动技术的进步。”浙江大学海洋地质与资源研究所所长李春峰日前撰文指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重点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科学家、提升在国际组织框架下领导西太平洋和极地海洋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的能力应是我国成为海洋强国的根基和突破口。

  李春峰指出,深海是国际海洋科学技术的热点领域,是人类解决资源短缺、拓展生存发展空间的战略必争之地,也是全球军事与经济竞争的重要领域。无论是探索深海科学奥秘,还是开发海洋战略资源,都离不开海洋高技术的支撑。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要面向2030年再部署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发展深海探测、大洋钻探、海底资源开发利用、海上作业保障等装备和系统。推动深海空间站、大型浮式结构物开发和工程化”以及突破“龙宫一号”深海实验平台建造关键技术难关等。

  李春峰认为,国家大项目的投入、经费的迅速增加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给我国海洋科技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这可能成为我国开始引领国际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转折点。机遇与挑战并存,尽管我国海洋科技发展具有后发优势、大工程和大项目组织优势等,但在此超速发展的阶段之下,我国的创新理念不足、总体管理水平落后、行政性指令多于科学驱动、国际化规范化水平不高、环境和科普意识落后,可能会极大制约我国引领国际海洋科技发展的步伐和能力。

  迈向海洋强国机遇与挑战并存

  李春峰指出,我国海洋技术业已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我国研发的深海地震仪目前已得到广泛应用,实现了在万米深渊的布设条件和长期观测的能力;深海大地电磁仪的研发已经趋于成熟;深海移动地震观测设备也在迅速开发研制中。大型海底观测网络系统、潜标观测网也开始规划、设计或建成。此外,近年来也下水了一大批装备精良、功能各异的海洋科学考察船。上述成就极大地缩小了我国与发达海洋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我国甚至在个别技术领域已经开始起到引领带头作用。可以预见,到2030年,我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技术装备强国。

  他认为,海洋技术与装备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全海域实时科学观测与研究,拓展了科学研究的领域和广度。未来的海洋科学家将能够在全球各种海洋环境中实时高分辨率地观测相关的海洋过程,深海观测仪器能够提供海量观测数据供科学家分析研究,并及时提出环境、灾害、资源等方面的预测模式。以海洋地球物理观测为例,未来的技术发展将实现全方位的实时立体观测。未来的技术进步还将实现全球高分辨率全覆盖的卫星磁异常观测,大大提升人类认识海底结构的能力。

  李春峰指出,虽然我国近几年在海洋科技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到2030年有望成为世界海洋强国,但是,我们过去的很多工作,总体还是以跟踪和模仿居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偏少。以深海工作站和载人深潜方面的发展为例,目前美国正在研制NR-2型军民两用深海作业装备,正在酝酿的“海洋大气海底综合研究”平台将是世界上第一个深海研究基地。我国也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深海空间站技术领域开展相关论证和关键技术研究,提出研制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建议书,但早期进展缓慢。目前,我国正在研发外形类似于潜艇但工作潜深远大于一般军用潜艇的小型深海空间站,主要用于海洋科学探索,与航天领域“天宫一号”相似,被称为“龙宫一号”。此外,我国还在规划最深将达2500米,海底最大载员50人左右的深海空间站。

  李春峰指出,随着我国科技的快速发展,我们可以充分吸收国际上已有的研究经验,利用明显的后发优势,快速追赶甚至超越国际上目前的发展水平,建造符合我国国情的海洋技术装备。并指出,一时的技术追赶可能容易,但是保持持续的技术领先和创新需要强大的推动力,其中推动力之一就是全球性海洋基础科学问题的提出,以科学问题的需求驱动技术的进步。目前,我国的研究视野大多局限在近海区域,深海和极地研究正在投入很大的力量,但是起步较晚。以我国为主的大型国际研究计划几乎空白。国际上载人深潜器、大洋钻探平台、海底观测网等发展热潮已经过去,大部分基础的比较容易解决的科学问题已经得到回答,这个时候更加迫切需要凝练更基础和领先的科学问题,引领海洋技术装备的发展,而不是纯粹地以某个技术指标、领先的技术手段、甚至经费的获得来驱动海洋技术装备的发展。在强大的技术推动下,我国海洋科学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潜能和梦想,以大胆自信的国际视野和领导能力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创新。

  海洋科技管理水平的制约

  李春峰指出,我国海洋科技资源越来越丰富,近几年呈现出井喷的态势,各地创立了很多海洋学院、海洋研究机构,海洋科考船的数量也在快速增加,但是管理上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表现为各个管理机构之间缺乏沟通协调,条块分割明显,对同一个海域的同样问题,不同地方的科研或企业单位都启动一些类似的研究项目,如海洋基础调查、水深测量等,而不同单位之间资料互相封闭,造成资源的重复和浪费、科研工作的低水平重复等一系列问题,很难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

  他认为,老旧的过于行政化的条块分割型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我国海洋科技的进步和国际竞争力。很多时候国内不同政府机构管理下的单位之间很难有长期资料共享的可能性,这不符合国家财政资助下的非涉密资料只能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公开的原则。而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要求其资助的项目所采集的资料,在一定时间内有独立使用权,但是过了此优先拥有期之后,资料必须公开。在这一点上,我国还需要破除重重阻碍。

  李春峰认为,要缩小与欧美等海洋大国科研单位之间的差距,跟海洋技术的发展一样,一般非纯行政管理性质的涉海单位的发展需要以前沿科研为驱动,而不是以行政管理任务为驱动,行政管理任务通常是没有经过充分的科技调研而制定的决策,不代表当时的技术和科学前沿。如果以科学家的科研动力为驱动,所研究的问题和领域肯定是较为前沿且极具前景的问题,能够极大地提升涉海单位的科研产出、国家化水准和世界知名度,从而促进海洋科技更加良性地发展。他指出,欧美的大项目和大平台运作,都有非常开放与严谨的讨论流程。美国的大洋钻探计划运行50年来,组织结构严谨,讨论充分并且坚持国际化运营,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这方面我们与国际领先科学管理组织存在很大的差距,人为和行政化干扰因素突出,关系网存在的副作用明显。

  李春峰认为,海洋研究的范围和广度要求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或类似的全国性机构应该担负起运作大的海洋科研平台的责任,统一协调和讨论,而非将这个责任分摊到各个部门或某个固定的首席科学家,以尽量实现公平公开。现在全国很多单位都在建造海洋科学调查船,很多配置类似,没有特色或特别的研究目标,不可避免地造成很大的重复建设,而真正有需求的单位或项目却找不到合适的科学调查船。

  他指出,高校与科研院所跨部门联合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和上述矛盾,这在欧美著名海洋研究机构和高校之间是比较好的运作模式。一般高校可以下设专业研究所,与一般教师不同,研究员的一半左右收入来自于科研项目本身。研究员几乎可以全职从事科研,构成科研的专业队伍,研究所也因此是最可能产生大成果的地方。此外,独立的高校还可以与另一个独立的研究所联合培养研究生。高校的优势是人才培养、多学科发展,为研究所提供人力资源,但是在支撑大的科考项目方面可能不如专业的研究所,而研究所为高校师生提供了很多第一手的实践机会和大平台大项目运作的机会。因此,中国的涉海高校和研究所应该积极考虑并真正实现这种双赢的运作模式。欧美著名的私立海洋研究机构与高校的共同点是能够充分利用民间力量和资金从事科研与教学,没有类似于中国的行政管理壁垒,更有利于开展合作共享。

  海洋强国战略的根基与突破口

  李春峰指出,21世纪是海洋大开发的时代,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未来走向需要顺应时代的动态要求,即符合世界潮流和人类发展需要的治理要求。通过国际海洋治理模式,建立国家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共同开发、探索海洋对人类生命支持的可持续模式,从而形成海权影响力,获得国际海洋领域的话语权,成为世界性海洋强国。

  李春峰强调,我国海洋科普教育还不全面,要大力培养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学家队伍,才能更准确地朝着海洋强国的目标前进,为全方位引领海洋科技的发展打下基础。并指出,虽然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明显,但是目前海洋管理、海洋法律、海洋政治、海洋经济等学科尚未形成体系,与海洋强国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决定了我们是否在国际外交、法律、管理等各个方面拥有话语权。日本非常重视基础海洋科学的研究,在西太平洋开展了详细大量的科学探索,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提升他们在大陆架划界和相关资源方面的话语权。我国过去的研究主要侧重在邻近海域,虽然近年来在西太平洋开展了一些调研,但是大都比较孤立零星,没有整合全国力量开展系统深入的西太平洋调查研究,这给我们在海底命名、资源争夺、大陆架划界等方面都造成了一定的被动局面,大力支持西太平洋科学调查、大力发展中国—东盟海洋科技合作应该是我国加强同东盟关系的重要策略之一。

  李春峰指出,从海洋地质的角度看,西太平洋是最理想的天然科学实验室,这里是世界上两个最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有世界上最深的海沟、最老和最年轻的洋壳、最大的边缘海、最具破坏性的地震、最大的火山、最大的弧后盆地、最活跃的造山带、最活跃的海陆作用以及最大规模的俯冲带,以西太平洋海洋科技合作为突破口,不但可以解决世界级的科学问题,也是加强我国海洋科技战略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要一环,可以快速提升我国科学家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他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我国发展海洋强国的契机,东盟国家海洋资源丰富,在海洋资源、环境、灾害、交通安全等很多方面的治理与我国有共同需求,但研究条件和基础都比较弱,我们应大力发展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海洋科技合作。首先通过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逐步增强两国的人员交往和互相理解,逐步建成由中国引领的地区间海洋合作组织,共同协力解决地区间的政治问题。

  李春峰认为,极地具有重大的环境与资源影响,加强对极地的调查研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极地也是关系到我国是否能够成为海洋强国的关键区域。目前,我国对两极的调查仍然缺乏类似于《SCAR南极战略计划》的系统和宏观的规划,不同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合力,缺少科学驱动的重大调查项目。我们应该推出由中国牵头的极地科学调查计划,今后应有长远的类似于国际大洋发展计划的规划和组织形式,在不同的学科都要制定10年或更长期的规划,并积极向完成目标的方向发展,避免开展零星、象征性而缺少重大科学目标的极地考察。建议每年的极地航次都要公开征求全国甚至全球科学家的意见,并建立关键科学目标,根据科学重要性、可操作性以及与长远科学规划的符合度等,确定优先探索领域,提前确定一到两个关键年度考察区域或技术实施手段,最大程度地保障极地科考的成效。

  提升海洋环境保护意识

  李春峰指出,目前,严峻的海洋环境问题,如赤潮、海洋酸化、海洋荒漠化和生态灾害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海洋石油勘探技术和装备技术的不断发展,深海油气田的勘探和开发数量迅速增加,在全球油气勘探中占的比重也迅速加大,人类不断创造着深海油气田开发的记录。在油气田海上施工阶段或者正常生产阶段,都无法避免台风和内波等恶劣环境影响,海洋环境对油气田开发的影响逐渐成为制约油气田收益的重要因素。同样,海洋开发对于海洋环境的影响也成为了全球关注的重大科学和社会问题。2015年7月,联合国大会开始计划制定一份在国际公约下有法律约束力的公海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法律。美国拟制定本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法律;加拿大也在修订海洋法,加快海洋保护。

  环境保护问题一直是我们国家的软肋,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国土资源利用监管混乱,自然环境污染严重,某些地区或领域可谓千疮百孔。海洋是全球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只有保护好它,才能利用好它。在近海海域,应该避免无节制的拦海围垦或填岛,因为会破坏原有的水动力环境和生态环境,导致岸滩游移多变和生态平衡失调。新的海洋工程建设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和环境论证,提高并切实实施环境监测标准。尽量减少排放入海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降低海底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生产,以及往来船舶含油污水的排放,同时要积极提升公众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完)


责任编辑:王镜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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